一般人对发生治乱周期的原因有几种解释,一说是由于水利,兴办水利有效率的便治,水利工作废弛或破坏水利的便乱。一说是由于人口的原因,此说是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认为人口成几何级数增加,生产则仅是数学级数增加,供不应求,形成恐慌,因而发生动乱。另一说是由于土地分配问题,土地改革成功,分配恰当者治,反之乱。还有一说是由于天旱与水灾的周期。这些说法,我们都不能满意。以人口说,马尔萨斯学说诚然有一部分理由,却并不能解释全部事实,中国各朝代最盛时期也是人口最密时期,从事开发边疆土地移民。日本在德川幕府时代至明治维新前,人口增加很快,虽然已经成为问题,却没有动乱或战事发生。又如水旱灾,在开国初期也有发生,可以人为的力量予以消除,或预先储存粮食以备救济。说到水利破坏造成动乱,实是倒因为果,水利破坏是动乱的结果。至于土地分配问题,中国并非历朝都致力于土地公平分配,只是少数时期做得稍见成功而已,故土地分配问题,也不是动乱的惟一原因,当然,这一工作是十分重要的,今后应该特别重视。
归根结蒂,动乱是政治问题。
中国历朝的年代,计西周约三百年,春秋二百九十五年,战国二百五十三年,西汉二百一十四年,东汉一百八十九年,东晋南北朝二百七十一年,唐二百八十八年,北宋一百六十六年,南宋一百四十八年,元一百六十三年(包括成吉斯汗在位时),明二百七十六年,清二百六十八年。平均为二百五十年。各朝都可分为两阶段,前段是盛世,后段是衰世。西汉自汉高祖至汉元帝一百三十八年,唐自唐太宗至天宝一百三十八年,北宋自宋太宗至德<哲>宗一百四十一年,明自明太祖至孝宗一百三十一年,清自顺治至嘉庆一百七十四年,平均约为一百五十年,即在二百五十年中有一百五十年为盛世,为治的时期。维持盛世长的,是由于有好皇帝,且在位时间较长,如汉武帝在位五十三年,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高宗在位三十四年,清康熙乾隆在位均在六十年以上。开国之君起自民间,明悉民间疾苦,通达人情世故,历经艰难,深知真理,身体受过锻炼,故健康强壮,精力充沛,兵制财政作有计划的实施,治理国事,顺应民情,于是天下太平。从“中央博物院”宋至明及“故宫”清代皇帝画像中,可以看出,开国之君,体格多是魁伟,以后则一代不如一代,世代愈后的皇帝,体格愈是瘦弱,因为他们“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只有从板着道学面孔的师傅受点教训,与社会隔绝,过着红楼梦式的畸形生活,以这样的人,身负国家重责,政治焉有不糟之理? 加之,兼有宦官、外戚、嬖宠、佞臣、军阀弄权,盗贼为害,制度被破坏,社会受骚扰,从而召致外患,因此造成了大乱。再加上军队因施行募兵制,兵额年有增加,久享太平,疏于训练,不仅不能发生安内攘外的作用,反成了政府的累赘。
所以国家的治乱,以政治的因素最为重要,因政治影响及于经济、军事,而政治的因素中,又以人为因素为主,关键几系于君主一人,君主的贤明庸碌,直接造成国家的治或乱。
我们的国家已由人的动力进入蒸气动力、电力动力,今后将更进入原子动力,以后的历史,可能不会再如过去那样。
一个民族的文化,诚然不像斯宾格勒那样悲观的看法,一经衰退,就归于死亡。在这一点上, 最近的中外学者, 例如汤比、克路伯(A.L.Kroeber)以及前年杨联陞先生在《哈佛亚细亚学报》的论文,都多多少少接触到这一个问题。使我们对于这一个理论范围,更有一些启发。不过无论如何,在历史上,政治力量、生产方式以及社会组织,都可能在某一个时期成为历史动力中的显性因素(dominant element),而中国战国至道光的历史因素,就是以农业生产为背景而使政治问题成为支配的力量。今后的中国和世界,虽然一定不会完全和以前相同,但以前的轨辙,却应当成为今后的重要参考资料。
刊载于《大陆杂志》，第17卷第1期，1958年7月
【作者简介】
劳榦（1907—2003），字贞一，著名历史学家，又擅诗词书法。祖籍湖南长沙，出生于陕西商洛。1930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旋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后任台湾大学兼台湾师范大学教授，1958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62年留居美国，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教授，1975年退休后为荣誉教授。劳榦的研究方向以秦汉史为主，最突出的贡献是整理与考释居延汉简，对汉代政治、军事制度等均有深入研究。代表著作有《居延汉简考释（释文）》（1943）、《居延汉简考释（考证）》（1944）、《劳榦学术论文集（甲编）》（1976）、《汉代政治论文集》（1976）、《成庐诗稿》（1979）、《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2006）、《劳榦先生学术著作选集》（2020）等。
【内容简介】
《劳榦先生著作集》分上下两卷，收入劳榦先生的作品146篇，全部文章在大陆第一次结集出版。劳榦先生发表过的文章数量庞大，内容博杂，这次收入的按主题主要分为九个部分，包括史学理论与中国史问题、上古史及相关问题、秦汉史及相关问题、边疆史与中外关系史、思想与宗教、文字与文学、艺术与博物、自述与怀人、书信及其他。
【目录】
上 卷
史学理论与中国史问题
历史的考订与历史的解释
历史学的研究与应用
中国历史中的政治问题
中国历史上治乱的周期
本国史教科书中的若干问题
龙冈杂记 正史
几种古代史上不成问题的问题
傅孟真先生与近二十年来中国历史学的发展
近代中国史学述评
上古史及相关问题
由九丘推论古代东西二民族
论禹治水故事之出发点及其它
《尧典》著作时代问题之讨论 (其二)
再论 《尧典》著作时代
从甲午月食讨论殷周年代的关键问题
殷周年代的问题——长期求证的结果及其处理的方法
史字的结构及史官的原始职务
释狄与築
释士与民爵
秦汉史及相关问题
秦代史论
秦郡问题的讨论
秦汉时期战史
汉代的吏员与察举
汉代政治组织的特质及其功能
汉代的政制
西汉的臧贿事件
三老余义
干支与纪年
汉简中之武帝诏
从汉简论 “使君”之称及东西堂之制
从汉简中的啬夫、令史、候史和士吏论汉代郡县吏的职务和地位
从汉简资料讨论历史走向、社会走向
近六十年之秦汉史研究
边疆史与中外关系史
秦汉帝国的领域及其边界
两汉政府在西域的经营
汉代边塞的情况
汉代的 “塞”和后方的重点
唐五代沙洲张曹两姓政权交替之史料
二千年来的中越关系
思想与宗教
从士大夫到小市民
汉代知识分子的特质
论东汉时代的世族
论中国国故学上的分工
从制度方面讨论中国文化的展望
儒家正统司马光
儒道与真常
古代思想与宗教的一个方面
论宗教的发展与中国的宗教
未来世界最适应的宗教:佛教
从文化传统及文化将来讨论大乘佛教在中国及世界的前途
佛教的异化与佛教前途
道教中外丹与内丹的发展
论炼丹术中用铅的开始
下 卷
文字与文学
十干试释
六书转注试释
古诗 《明月皎夜光》节候解
古诗 《羽林郎》篇杂考
枚乘
蔡琰 《悲愤诗》出于伪托考
陶渊明行年杂考
《桃花源记》偶记
李商隐诗之渊源及其发展
李商隐 《燕台诗》评述
《李商隐评论》所引起的问题
说王国维的 《浣溪沙》词
论神韵说与境界说
诗的感受
中国的社会与文学
论文章传统的道路与现在的方向
对于白话文与新诗的一个预想
旧诗和旧诗上的启示
欢迎胡适之先生并谈语文运动
五四新文学的洗礼
论兴办一个中国文学专科学校
艺术与博物
敦煌壁画的艺术
敦煌艺术的一个介绍
敦煌壁画与中国绘画
敦煌及敦煌的新史料
千佛洞壁画图案的分析
伯希和 《敦煌图录》解说
《敦煌千佛洞》
汉画
汉代刚卯的制度
谈古舞问题
中国的石质雕刻
中国古代的青铜器物
早期中国符契的使用
南北朝至唐代的艺术
“国立”历史博物馆汉唐文物特展的介绍
中国书籍形式的进展
说简牍:“书籍与印刷术之发展”讲演稿的前论
从木简到纸的应用
说类书
周秦两汉的 “阙”
中国建筑之周庐与全部设计之关系
论国都的建置及唐代以前的都邑设计
龙冈杂记 床与席
龙冈杂记 大石与小石
自述与怀人
劳榦教授的自述
大学时期以前的回忆录———童年时代眼中的世界和初期的读物
大学时期以前的回忆录(续)———童年时代眼中的世界和初期的
读物
关中杂忆 (一)
关中杂忆 (二)
二度陕北行——关中杂忆之三
学成之前 十年忧患——关中杂忆之四
暂游万里 少别千年——关中杂忆之五
宁羌旧事——关中杂忆之六
追悼胡适之先生并论 “全盘西化”问题
胡适之先生不朽
纪念傅孟真先生
对于李济先生的简单叙述
李济教授的学术地位
董彦堂先生逝世三周年的怀念
忆陈寅恪先生
记朱家骅先生
记袁守和先生
悼济安
书信及其他
与李树桐教授论史事书
劳榦教授来信
廖伯源《试论光武帝用人政策之若干问题》之审查意见
汉故郎中赵菿残碑 (跋二)
资中城墼 (封面说明)
重印 《新疆建置志》跋
“零与一”只是常识问题——劳榦先生的来信
关于中文直行书写——劳榦先生来函
对于中国文字改革的意见
对于观光事业的几个意见
谈读书
恶性补习问题
关于民俗改善
佛与菩萨的 “性”的问题
中国人的饮料问题
略论在美国的华侨
美国的人种与华侨
美国的交通
关于张骞墓
龙冈杂记 高适籍里
阳关遗址的过去与未来
河西走廊
长安今昔谈
建设首都的一件最重要的事——市区扩张与江北工业区的建立
对于南京市的几点认识
南方型的城市与北方型的城市
华北名城与名泉
玄奘
《中华百科全书》十个词条
和 《千家诗》七绝四十首
编后记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