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侴潭 古今地名沿革 历史地理学 探幽
侴潭是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观音垱镇的一个传统地名，作为该镇今皇陵村的一个居民点，它位于观音垱东部、318国北侧，在长湖习口闸南侧偏西处，与中心城区相距30多公里。当笔者作田野考古到现场与当地村民座谈时，有人说，自清末以来这一带因水患频仍，日渐萧条败落，但其时此地还设有乡一级行政机构，称“侴潭店”，其辖区范围曾一度延展至今属潜江的几个村。到了民国年间，因“侴”字较为冷僻，故有人将侴潭店讹称为“绸缎店”；甚至连乡公所的人员在公事文书上还将“侴潭”写作“俞潭”，时至今日此事仍传为笑谈。事实上，侴潭古今地名的沿革变迁，折射出千百年间荆江北岸内河水系发生巨大变化给社会生活带来影响的一个缩影；而追溯其历史文化的原有形态及其内涵，不仅解开了地方文史研究中的诸多谜团，同时对现今荆江北岸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还会带来丰富的启示。
观音垱镇皇陵村侴潭 陈礼荣先生供图
千百年间侴潭的地名变化差异显著
千百年间侴潭的地名变化差异显著
侴潭之“侴”，音Chǒu。据《康熙字典》记载：“侴，敕久切，音丑，姓也。”，作为一个生辟字、且又主要用作姓氏，这种现象在常用汉字中至为罕见。那么，怎么在荆州会有这样一处地名呢？
后世学者经考证认为：侴，源于芈姓，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执刑官侴吏的称谓。侴吏乃是秉“王命”而对人犯处以重罪的高级执刑官，与杖击或鞭挞等一般刑罚相比，他以专施“五刑”而效忠王室。这“五刑”即为：黥刑(在面上刻字涂墨)、劓刑(割鼻)、宫刑(毁坏生殖器)、刖刑(剜掉膝盖或砍脚)、大辟(斩首)等，故“侴”字从丑、从刀。侴吏的后世便以先祖的职官为氏，遂姓侴。据自湖南长沙发现的《丑氏嗣裔录》记叙：约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前后，侴姓后人因“侴”字难认，遂改原姓为同音字“丑”；又因有些族人认为此姓不雅，便干脆改从母姓，故使这个姓氏于今愈显愈少。
据此，以侴潭作地名便是情理皆然：荆州为楚文化的发祥地，依古代先民聚族而居的习俗，似为当年楚国执刑官侴吏奉王命而居处此地。自此，其儿孙后代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再兼之近处或邻深潭，人们即循地方大姓及地貌特征相组合的命名方式，称这里为侴潭；其后相沿成习，沿用至今。
侴潭作为地名最先见诸文献，当数南宋学者王象之的《舆地纪胜》。该书于江陵府之“景物”（下），即设“侴潭市”词条，称其：“去城六十里，亦江陵一市井也。号侴潭市。”在这部书中，古江陵府足以与其相提并论者，唯有沙头市（今荆州市沙市区）。如此说来，至少在南宋时期，侴潭就是当地一处大型的货物集散地。
明朝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修《荆州府志》，曾于“舆地•乡都”条目内见有“侴潭庄”，其下注明编户有“六里”。依《晋书•地理志》所记，“制八家为邻，三邻为朋，三朋为里，五里为邑”；而此间江陵全县的总编户数为一百二十七里，其中“在城五里、沙市三里”；而在同书的“坊市”条目中，却未见其踪影。可见到了明朝中后期，侴潭庄的民户虽多于荆州城与沙市，但已尽为乡村，与市廛无涉了。另外，在该书的图录“荆州府城之图”中，尚存“侴潭”的标注(见附图1)，看来即为县以下一大乡镇的名称。
明末清初邑人孔自来撰《江陵志余》，于该书卷四的“古迹”中，收有“侴潭城”词条。称其为：“在东北七十里，亦关壮缪屯戍之所；翼城左右，大冢对峙，以意度之，皆为壁垒，状如偃月，一曰偃月城。” 孔自来本名朱俨靡，为明辽王朱植的八世孙；明清易代后，他为全身避祸，改为孔姓，隐居于荆州城东三湖荒墩中结茅为屋，闭门著书。因其隐居地距侴潭较近，故这段文字的记叙略显详备。据此，至清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修撰《荆州府志》时，主事人亦于“古迹”类中设“侴潭城”词条，其字句照抄无误，只是内容略有简省。
清朝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版的《江陵县志》，亦载录“侴潭城”词条。其内容源自康熙版的《荆州府志》，唯相间略为增补“东邻襄堤”、“城西里许有（关公）祠”两语。
通过上述对相关历史文献及地方史志进行的扒梳、整理，不难发现在事涉“侴潭”的地名上，其后缀部分、亦即标明它那社会职能及行政机构级次的文字方面差异较大。这一现象充分说明，随着社会的变迁，这个地方已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演变：在宋代所原有的“市”之功能，至明朝中期便已丧失殆尽；而《江陵志余》称其曾“为关圣屯戍之所”的描叙，则明显突出。自此，它仅作为一处“古迹”的历史文化内涵，便在地方史志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与加强。
大漕河成就的北宋时水陆交通枢纽
大漕河成就的北宋时水陆交通枢纽
回溯王象之的《舆地纪胜》成书背景，即可发现“侴潭市”在两宋时期的形成，应当有其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作为诱因。原来，宋朝自建都汴京（今河南省开封）以来，岭南、巴蜀及两湖各地的赋税收入转运进京，殊非易事。若要绕行江淮京杭大运河，便不得不经过一个巨大 “之”字形的水程方可完成。为了减省繁费，爱惜民力，朝廷曾于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调集丁夫开凿由河南南阳至叶县的襄汉漕渠，以期通过以荆州作中转地，将中南、西南各地的大量财富经江汉大地转运进汴京。不期工程进行到中途，因山洪暴发，冲毁了部分渠道及石堰以致半途而废。
此后又过了十年，时至端拱元年（公元988年），宋太宗赵光义还是决定再度兴工，开挖荆南漕河。对此，《宋史•河渠志》即有简略记叙。是为：“端拱元年，供奉官罔朗祗侯阎文逊、苗忠俱上言，开荆南城东漕河，至师子口入汉江，可通荆峡漕路至襄州。又开古白河，可通襄汉漕至京。韶八作使左全振往就之，遂发丁夫治荆南漕河至汉江，可二百斛舟载，行旅者颇便。而古白河转不可开。”看来，荆南漕河终于疏挖成功，各地物资经这条水道转运到汴京，省去了绕道江淮下游地区、耗费甚重的航运里程。于是王象之便在《舆地纪胜》设“大漕河”词条，录引《皇朝郡县志》称：“建阳河，自荆门西南花溪流人江陵界，经侴潭市，又经吴家市，自破江入大㵿(音：xiào，为水深白貌)；通监利、沌口等处。今谓大漕河。”
漕河，就是运输官粮的河道。北宋时所疏挖的大漕河，主要负担着西南各地至荆州再转向中原的物资运输，其突出功能，乃为北宋王朝视作命脉。故《宋会要辑稿》称：“川、益诸州租市之布，自嘉州水运至荆南，自荆南改装舟船，遣纲运京师，岁六十六万，分十纲。”
由于长江与汉水的来沙量极大，故时隔未久，大漕河便因泥沙壅塞，须及时疏浚。对此，《舆地纪胜》便援引张孝芳《修渠记》云：“天禧末（公元1021年），尚书郎李夷庾浚古渠，达夏口，以通赋输。”
仅从《舆地纪胜》所收录的两则记载看，前后不过30余年时间，北宋朝廷即两次为“通赋输”而疏浚大漕河的河道，由此可知当年为了确保这条水上通道的航运能力，其花费之高，自不待言。其间引人注目的是，天禧末年李夷庾来此处“浚古渠，达夏口”，这所指之“古渠”，当数古夏水河道，这有《水经注》的说法可为例证：“江津豫章口东有中夏口，是夏水之首”；而宋代王应麟在《地理通释》中更是进一步指明“夏水口在荆州府江陵县东南三十五里”。
如此，根据《古今图书集成》所征引的旧志内容记叙，这条大漕河的水道走向，大致应为：它由江津（今荆州市沙市区）豫章口东边的中夏口连通长江，经今观音垱镇丫角村通往侴潭市，再沿着《宋会要辑稿》所称北宋时荆门军的“师子场”、或曰狮子口（今钟祥南境石牌至荆门沙洋一带），即可进入汉江水系了。
有鉴于此，由于侴潭市以位于荆州城的正东方向而与大漕河相交会的优势区位，因而奠定了其在这条南北水上交通干线上所不可替代的枢纽地位。
“关壮缪屯戍”前尘往事的历史依据
“关壮缪屯戍”前尘往事的历史依据
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所提及的建阳河，又名湕水、阳水。它发源于荆门山地，后流入江陵境内与古杨水汇合，从而沿汉水可抵达襄阳。据《周书•萧詧传》记载：梁太清二年 (公元548年)，梁湘东王萧绎的侄子、雍州刺史萧詧领军自襄阳南下，“率众二万、骑千匹”，向萧绎驻节的荆州城发起攻击。因暴雨骤至，经日不停，平地渍水四尺，一时军心浮动。其部将杜岸乘隙向萧绎降，“詧众大骇，其夜遁归襄阳，器械辎重多没于湕水”。萧詧能经湕水进抵荆州城下，可见这条河当年的水深岸阔，足以成为输送这支南征大军的水上通道。
另据《宋书•刘义宣传》记载：宋孝建元年(公元454年)，南郡王刘义宣自荆州起兵，顺江东下，要夺取刘宋王朝的中枢政权。史载：“义宣二月十一日率众十万发自江津，舳舻数百里。是日大风，船垂覆没，仅得入中夏口。” 试想，当刘义宣的荆州水军自发江津遇风之后，可临时改入中夏口避风，看来这大漕河的“破江”处，也是水量丰沛，河面宽阔。据上述两则史料可知，至少在公元六世纪前后，这条大漕河、亦即建阳河之南通长江、北达汉水的河道，皆为水阔江宽的便捷要道。
在《三国志•关羽传》中，曾称当刘备与关羽在曹操大军紧追不舍的战争条件下，二人分别由水、陆两路南下。其文曰：“先主自樊城将南渡（汉）江，别谴羽乘船数百艘会江陵。曹公追至当阳长坂，先主斜趋汉津，适与羽船相值，共至夏口。”后世有好多人不理解，长江与汉水之间向无水道直通，关羽怎么能乘船数百艘将与刘备“会江陵”？通过上面所述，可知建阳河既与汉水连通，且又可直达江陵，那么为《三国志》而留下的这个疑团，也就不解自破了。
其饶有意趣的是，直到明朝嘉靖年间，在《荆州府志》的图录“荆州府治总图”内，仍然标明着建阳河自江陵县西北进入县界、而至其东南方于沙市外侧的“荆南水马驿”处与长江相连(见附图2)的水体特征。看来这条水道贯通南北的社会功用，实可谓传承千载，久有渊源。其实，建阳河只是一条区域性河流，当其自荆门进入长湖后，至习口以下后已被称作内荆河。据《中国水系大辞典》记载：“内荆河，长江支流。古称夏水，又名沱水，今名四湖总干渠。在湖北省中部。源出荆门市西南山丘的建阳河……至洪湖市宋家镇新滩口入江。”
显而易见，古地名侴潭的盛衰陵替，全系其所依傍的这条水道的变化而发生变迁。至今，当原内荆河经截弯取直的改造、而成为四湖总干渠后，其水道便与古侴潭城遗址的距离，便相差在三公里开外；由此，丧失了原有那种地理区位之优势的侴潭，也就只能逐渐演化作荆州市沙市区观音垱镇皇陵村下辖一个居民点的地名称了。
观音垱镇皇陵村侴潭 陈礼荣先生供图
侴潭的古偃月城尚残存一段城垣，它略呈南北走向，全长约200米，基宽约15米，高3至4米；顶面宽3至5米，黄土夯筑，略有凹陷，城垣内曾有宋影青瓷片出土。据当地人介绍，在城垣顶部及附近的侴潭店，于清代曾分别立有两块石碑；城垣上的石碑镌刻有“关圣帝偃月城故址”、而侴潭店的石碑上则刻作“关圣帝旧驻军处也”等字样。
清人所立石碑，碑上镌刻有“关圣帝偃月城故址” 等字样 陈礼荣先生供图
综上所述，古侴潭以南通古中夏口而可出入长江、北连建阳河而与汉水相连，实可谓正当水陆交通之会要。三国时，关羽在荆州坐镇十年，他筑城于侴潭，正扼据古夏水的咽喉要道，南下便可出大江以抗御江东水军，北进即能够经汉水而直捣樊城。那时的侴潭，该有何等气派！时当两宋，它仍能作为一座商埠重镇而在南北东西物资大流转中发挥作用，这段勋迹，也未尝不是其历史上的一大辉煌。
于今，侴潭虽然失去了旧时的光鲜，但它既是能在湖北省首届“最美地名”的评选中列名其间，那也是其凭借所特有的历史文化积淀，而在新时期为自身赢得了一份弥足珍贵的荣耀。
【参考文献】
韩源泉著：《布衣祭酒 追踪我们身边的奇姓怪氏》，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南宋）王象之撰著、赵一生点校：《舆地纪胜》，浙江古籍出版社
（明）嘉靖版孙存等修撰：《荆州府志》，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重排重印
（清）孔自来修撰：《江陵志余》道光四年刻本
（清）郭茂泰、许廷试等：《荆州府志》康熙二十四年刻，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清）崔龙见、黄义尊等修撰：《江陵县志》，乾隆五十九年刻本
（元）脱脱等著：《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唐）令狐德棻等著：《周书》，卷四十八，列传第四十，春风文艺出版社
（南朝梁）沈约原著；何怀远，贾歆，孙梦魁主编,宋书,远方出版社
朱道清编纂：《中国水系大辞典》（修订本），青岛出版社返回搜狐，查看更多